在这种状况下，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有限，限制了人们的欲求，使人们对财物抱有超然的态度。

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华法系的重建，囿于篇幅，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意见。它是开放的，希望人们参与讨论，它甚至可以成为众矢之的，大家群起而攻之，在诘难和砥砺之下，或能攻乎异端，折合中道，走出中国现代的法制道路。

我们这里重点要讲的是中华法系对权利的重视不够，甚至有偏执。可惜的是，荀子把人们对权利的追逐视作人性恶，并主张用礼法来加以限制、矫正，这虽然有其合理性，但却难免偏颇。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西方法学法律的大量引入，就不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不自主来解释了。所以，必须在这样的理解中来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，道德是法律的内容性规定（之一部），解决恶的对立是法律的形式性规定。我们在本书中也作了尝试。

尤其是关于政治权利，其论证上的虚妄，实践中的诡异，正在成为西方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，值得我们警惕。第五章法律的时代印记，这是一般的法学书中较少涉及的问题，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，论证生产方式的变化对法律的影响，我们主要以中国为样本，从古代到今天，生产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影响着中国法律。令者，尊卑贵贱之等数，国家之制度也。

但是，商品经济的自发性并没有让人们明白它的革命性、创新性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财富涌流和生产力进步，人们也缺乏深切的认识。其实，自秦朝严刑峻法之后，中国朝野对法律的治世功能多有保留，特别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，儒家的仁政思想一直伴随着中华的国家治理，在法制建设中亦是如此。今欲以敦朴之时，治抏弊之民，是犹迁延而拯溺，揖让而救火也。用于说明刑与兵、与战争的联系。

当国家出现后，这种恶的对立则更加频繁，且集中表现在国与国的战争中。商鞅变法使地处边远、相对贫弱的秦国一跃而成战国七雄之一，并在今后一百余年的时间内，吞六合、并天下，成就了大一统的中国版图和政治制度，泽被后世。

[10] 在下文中，我们凡是讲到恶的对立时，均是讲因利益争夺而起的恶的对立。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46—50页，第183—187页。可谓林林总总，蔚为大观。更详尽的论证见方宇军著：《从中国到世界—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》[12] 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[13] 礼是中国的一大创造，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的一大构件，对中华法系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，它在我们以后的探讨中会反复出现。

此后明代的各个皇帝，对《大明律》都不敢轻改，只是根据时代变化，以其他法律形式出台了一系列法规，与《大明律》相辅而行。近代西方法系，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，都是历史进步的产物，笼统地说，它们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、发展、形成而发生、发展、形成的，这再次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。刑也就成了共同体内部的法律，所以说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。然而不可废刑罚者，以民之有纵也。

然而不旋踵间，吏暴法酷，寡恩肆凶，海内沸腾，二世而斩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于礼，有耻且格。

[61] 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，杨鸿烈认为有所进步，张晋藩认为有些方面更恶化了。至1954年9月，在经过了多次修改、广泛征求意见之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得以通过。

不过，这部民法开了中国法律的先河，不仅单独立法，改变了中华法系民刑不分的现实，而且集民事法律问题之大全，为后世的民法奠定了基础。我们说礼是针对人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设置的，对解决恶的对立却不敷其用。我们这里只是要强调，随着恶的对立的逐渐增多，刑、法、律也渐趋完备，这是一事实。上诉、复审固已有之，但对死刑的执行更加慎重，有了三覆奏、五覆奏的新规定。让中国欲迎还拒、屡踣屡起的是对西方民主的迷信。非彝者，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加也。

在刑的执行上，有了坐牢、戴刑具、绞缢、陈尸等新的记载。……这诚以有之，毕竟多属细枝末节，用《明史·刑法志》的话说，只是至纤至悉而已[66]。

隋文帝时编纂的《开皇律》，上集六朝刑典的大成，下开唐人律学的先河，承先启后，厥功最巨。[85] 这里只是结论性的概述兼带感性的表达，理性的分析参见拙著《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—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渊源》，特别针对人们对西方民主的迷信，作了深入的分析，指出民主是权力腐败的另一种形式。

[18]强调礼是治理国家调和社会的根本。因此，用法制的手段强制地控制或切除社会的毒瘤，就成为一个国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需。

刬邪窒欲，致人于耻格，莫尚于礼。夏朝的另一种法律形式是誓，是在军队中适用的强制性规范，其具体表现在《尚书·甘誓》中。只是随着国家的发展，共同体内部的恶的对立逐渐增多，刑也更多地出现在国家的法律治理中，但同样是针对人们之间恶的对立，譬如杀人、偷盗、淫乱、犯上、叛国等。更主要的在于，针对汉律的律文烦广，错糅无常的状况，予以梳理，达到了文约而例通的效果。

当此之际，法律建设更有了急迫的社会需要，各国的法律也就由简单而日趋于复杂，同时涌现出众多的法家人物，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盛极一时。[78] 叶孝信主编：《中国民法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607页。

律以正刑定罪，令以设范立制，格以禁违止邪，式以轨物程式。试行公开审判和陪审制。

举朝野命，一听武夫宦竖之手，良可叹也。禁止刑讯和非法逮捕拘禁。

[72]随后蒙古人的暴虐统治，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度受挫，而到明、清时代，商品经济又有新的发展。故或以治乡，或以治国、或以治天下。总之，社会矛盾更趋频繁和尖锐。远古的就不说了，自春秋战国之际，礼崩乐坏、刑失法弛，因此而有法家的崛起，各国纷起铸刑鼎，布刑书，深感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，而其中一骑绝尘的是秦国，自商鞅变法肇始，励耕战、开阡陌、一法度、行郡县，破除封建樊篱，摒弃礼教德治，以吏为师，一任刑名，百余年间称霸诸侯、一统天下。

《后汉书·错劭传》[50] 桓宽：《盐铁论·大论》[51] 刘向：《说苑·政理》[52] 仲长统：《昌言》，转引自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122页。也就是说，自汉大一统以来，元、明、清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期，儒家的仁政理念被侵蚀殆尽，中华法系迁延转衰。

那末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共和国呢，情形又怎样？应该说，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，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，其最初也是以民主立国的，真心想实现人民民主。治未形，睹未萌者，君子也。

荀子的学说，应该说更适合时势，他的两个学生—韩非、李斯，一以著述为秦始皇所推重，一以干才助秦始皇并天下，成就了一代伟业。德者，养善而进阙者也。